从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被称为“拳民”的义和拳（即日后的义和团）是长期盛行在华北地区民间的秘密结社，和清代中前期的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秘密团体有着一定关联，最初也均以反对满族统治汉人为宗旨，将“反清复明”作为口号，并一直遭到清帝国的镇压。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势力渗入，西方人大量出入沿海各省，通过武力入侵和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传教权力的西方传教士亦四处活动，极大地撼动了曾经数百年一成不变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西方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这深重的危机感迫使民间将自清帝国侵入中原入主中国以来持续200余年的满汉之争，转变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华夷之辨。在19世纪末，山东与河北的拳民开始发生思想转变，演变为支持清朝的民间勤王组织。

1899年，靠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他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支持清帝国统治的义和拳拳民采取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编组成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华大地正处于中国近代史称之为“瓜分狂潮”的关头，仅山东一省在1897年和1898年就被德英两国挖去胶州湾和威海两地。而在山东有“特殊利益”的德国，也肆意纵容其传教士在中华土地上横行无忌。于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复明”演变成了“扶清灭洋”。造成这种结果的主因有三：

首先，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籍神职人员可以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而许多曾横行地方、作恶一时而惹来公愤的恶棍、地痞、瘪三，常据此便利在惹事之后受洗成为教徒接受教会庇护。地方政府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官员更是怕惹来麻烦后乌纱不保，故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时常发生。

其次，自从清帝国在雍正一朝禁教之后，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各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仅凭其教会所持的也不知道从何处找来的文书与凭据，索要当年的房产。而这些房产，很可能已经成为当地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

最后，相当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已经失去了当年耶稣会士的弹性，完全不尊重中国传统，贬低、歧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间信仰，反对甚至禁止信徒祭祖这一在华流传已数千年的传统，这已经不仅仅是造成中国人不满这么简单了，许多时候甚至惹来信奉先祖的华人直接的敌意。

而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清帝国的惨败，清帝国二十余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被一扫而空，曾经的富国强兵梦想破灭，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不仅清廷上下悲愤莫名，民间更是颇有亡国之感。在这种背景下，根植于人心中的暴力会不断累积，直至其像火山一样喷发。由此可见，被称为“庚子之变”的义和团之乱的祸根早已埋下。

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各国普遍对这位希望有所变革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有些国家的外交官员甚至公开要求慈禧不得废黜光绪皇帝。而慈禧另立储君的企图和行动，也得不到西方的承认。这使得“老佛爷”的心中对于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慈禧最初对义和团持一种反对但是纵容默许的态度，对义和团的灭洋行动和列强派兵进入京畿保卫使馆区都不加阻止。义和团进入京畿胡作非为，慈禧在紫禁城内也是耳闻目睹的，所以她一度在1900年6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做出过“取缔”的决定。

但随着6月17日传来驻留大沽口的各国军舰联合出动陆战队攻占大沽炮台的消息，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传递而来的情报有误，慈禧误以为列强要求她下台并归政于光绪。早对洋人有所不满的慈禧，这一次是真正地被触到了“逆鳞”，遂不计后果，命宫内各亲王直接参与指挥义和团，并下令清军配合其执行“灭洋”作战。

6月20日，不久前曾率卫兵外出寻衅并射杀过义和团团民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在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的时候遭到清军“虎神”营士兵的伏击，被当场击毙。次日，慈禧在一份写给帝国全体高层的诏书上表示，将要向世界上所有和清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标价“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严格来说，慈禧的敕令只是一份对内的表态，是写给清廷高层看的誓师词，而算不上正式的宣战诏书，但是列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份誓词的全文以及对他们的“赏格”。至此，局势已再也不能挽回。

俄罗斯政府知悉发生在华北的这一切是在1900年晚春，此时其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已经连同英、美、日、法、德、意等国家的使团一起被开进北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围困。由于团民的破坏，北京与周边地区的电报线在当年5月初被切断，后虽经数次抢修，但团民一直不倦地继续他们的灭洋大计，屡次强行拉倒电线杆将电报线剪断焚毁。而没过多久，就连在昼间由武装人员护送技师去抢修的行动本身都很有危险，遂暂时只能听之任之。

到了5月末，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开始向关外蔓延，东北地区的农民和各种民间结社纷纷响应。启工未久的由哈尔滨通往旅顺的铁路线完成部分，连枕木带钢轨都被团民们撬得一干二净，部分区段甚至连路基都被扒毁；由俄国投资、尚处于建设中的抚顺煤矿工地遭到数千团民的袭击，虽然施工人员、守卫和雇佣的中国工人在俄国技师的指挥下，凭少数火器击退了义和团的数次冲击，但工地的资材堆放场和营房均被纵火烧毁，损失高达数十万卢布；在宽城子（今长春）和奉天等地，俄国侨民和东正教教堂亦遭到攻击，死伤事件时有发生。

发生在中国的变局令笃信东正教的尼古拉二世极为恼怒，而这一次他的表亲小皇帝威廉二世倒没有再来他这里挑唆，因为德皇也正为德国公使的被害而大跳其脚，并誓言报复。俄方的报复很直接，也很斯拉夫化，7月16日与17日，中俄边境上的俄军分别以“讨还血债”为名义屠杀当地华人（满汉皆有）总计6000人，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而此时，英国正担心发生在华北并已经向东北蔓延的义和团会发展到其在华利益的核心—江南以及长江流域，为此英国国内甚至有人提出联合德国，以便“英、德两国军队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7月末，首批赴华干涉的3000名俄军士兵从大沽口登陆，开赴已被外国联军占领的天津，而同时还有万余俄军士兵由仁川出发，通过朝鲜铁路的运输进入中国东北。与此同时，在义和团的配合下，清军开始向哈尔滨进发，试图一举拔掉这个俄国在东北最重要的据点。

7月22日，由于义和团活动加剧，负责东清铁路施工的总工程师尤果维奇下令停止工程，并电令沿线俄国员工就近撤至后贝加尔州、沿海州，或者就近前往旅顺、大连、哈尔滨等有俄军驻守之地寻求庇护。尤果维奇本人则和俄方护路人员在哈尔滨向海参崴、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一次次发出求救急电。作为东清铁路和东清支路的结点，俄国在哈尔滨驻有一支近3000人的军队，包括8个步兵中队、10个骑兵中队。如果算上铁道施工的卫队和安保人员，可投入战斗的人员总数超过3500人。

7月25日凌晨04：00，松花江对岸沙坨子方向开来万余义和团，其在数千清军的支持下，用携来的4门大炮开始对哈尔滨进行轰击，并会同从周边地区开来的其他数万团民，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固守的俄国人没有重武器，仅在数天内由铁道施工人员用现有资材赶制出两尊用锅炉管道制作的炸药抛射器，射程仅百余米。由于自觉力量相差悬殊，俄方所有能拿动武器的男人齐上阵，利用库存在当地的俄国军火武装起来，组成了预备队和志愿军。不过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更多的只是心理上的。

战斗开始后，成千义和团员用混杂着各地方言的声音呼喊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以及种种根本无法辨认的咒语，举着长矛和大刀冲上前来，旋即被射倒。冲击的人群中甚至有女性的身影，她们采用各种已经被西方人遗忘在历史中的古怪方法试图以“秽物”破敌。然而，枪弹和基本物理定律并不认可这些法术，在付出惨重伤亡以后，余下的人终于退走。然而过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又会重新集结冲上来继续重演同样的景象。如此景象持续数日之久，一直杀得俄国人感到手软，虽然他们自身伤亡微乎其微。

由于杀人无数，加之目睹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常识，许多参战的俄国志愿人员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根据1900年9月3日于上海出版的《中外日报》报导，当时哈尔滨市区硝烟弥漫，“硝烟涨空，天日为之失光”，有一个可能罹患了现在被我们称为“战争创伤综合征”的俄国电报员，竟然于战斗间歇在站台上开枪自杀了。在交战中，团民曾一度占领俄方的哈尔滨机务段车库，并四处纵火，导致十数台机车头和许多车厢彻底报废，而其代价却是遗尸数千。

隔着历史回首往事，面对种种惨烈之相，实不知是该赞还是该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