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中国落后世界，竟是从朱元璋开始的？

▲题图来自电影《倭寇的踪迹》

一

当明朝大海商汪直（1501—1559）被拉到杭州一个港口处死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扇自己两耳光，为什么信了徽州老乡胡宗宪的鬼话。

但浙直总督胡宗宪也是没有办法。

为了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胡宗宪与汪直的海商集团斗智斗勇多年。两人互相影响，竟然产生了共同语言。

汪直做过盐商，后来加入海上走私集团。随着势力和威望攀升，成长为东南海域、乃至日本一带的海上一哥。

最鼎盛时，汪直拥众十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徽王”。过往的船只，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旗号方能通行。

然而，关于汪直的身份，朝廷和民间的认识却出现了撕裂。

汪直自认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商人，经营海外贸易，既能赚钱，又能为国家守卫海疆。因此，他还曾自称“净海王”，海氛澄清，边疆无事，有他的一份功劳。

任何时代，朝廷不能容忍任何私人武装的存在。于是，汪直毫无争议地被官方定性为海寇。纵容？合作？都是不存在的。

胡宗宪正是作为汪直的死对头，来到东南任职的。

在长年的斗争中，胡宗宪颇有些被汪直“洗脑”的嫌疑。他逐步认识到，只有开放海禁，才能彻底平息沿海海寇，所以想改剿为抚。

胡宗宪与汪直谈条件，许诺其不追究前罪，并开放海禁。

有了总督大人的包票，汪直进入杭州，畅游西湖，就这样被诱捕了。

胡宗宪立马上奏，一心想兑现他的承诺，请求皇帝免汪直一死，让其充当沿海防卫，以安倭奴人心。

奏疏刚发出去，地方官员闻讯，纷纷传言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才为其求情。

胡宗宪吓傻了，赶紧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发了一封。在新的奏疏里，胡宗宪措辞严厉，说汪直是制造沿海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罪不可赦！

这一刻，汪直已经知道，自己的生命将画上句号。

讲这段史实，不是为了八卦这一对徽州人的恩怨，而是为了说明：在明代，对待海洋的态度，关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无论你是商人还是高官。

支持海禁，抑或反对海禁，是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汪直的崛起与死亡，胡宗宪的反悔与自保，都被裹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路线之争中。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将预见一个庞大帝国终将衰落的肇因。

1559年，汪直被处死的那一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降生了。

同年，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英国女王。英国在她的治下，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她因为纵容和扶持海盗集团的扩张，后来被称为“海盗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利用海盗扩张，中国皇帝则对海盗务必赶尽杀绝。

二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1840年那场堪称“国耻”的战争，中国是怎么输掉的。

原因当然要从1840年以前去找。事实上，当英国军舰出现在中国海域的时候，战争的结局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近代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是怎样逐步形成的。

之前，我从人才（后台发送“逆淘汰”提取文章）、科技（点击）、武器（点击）和整体观念（点击）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解读。现在，我想从海禁的角度，追溯这个问题。

没想到，这一追就追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头上。

在朱元璋之前，中国从未有海禁政策。远的不说，在老朱建国之前的宋、元两代，均以开放著称。

宋代的皇帝，无论如何荒唐或恐惧战争，经济意识却都十分超前。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其中源自进出口贸易的市舶收入亦十分可观。

相比之下，明初的商税年收入，仅为北宋时的1%，可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老朱建国后的倒退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皇帝都奉行实用经济理性，不但不禁止海外贸易，有时还特别提倡和鼓励。

元代基于大一统的开放性，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南粮北运中采取了海运。

由于元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当时的经济中心在江南，这就需要启动南粮北运工程，将江南出产的粮食运输到京城。

隋代以后，南粮北运基本都靠漕运，即通过大运河运输。但元代从1282年开始海运尝试，历经十余年的冒险和试错，终于找到了一条经济、安全、快捷的航线，从浙西运粮到京师，只要十多天时间。

从此，海运与元代统治时期相始终。

更深刻的变化随之而来。因为海运的昌盛，促进了元代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大发展。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感慨，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海上强国，将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亲手葬送了中国的海运之路。

具体来说，朱元璋建国后，数次发布禁海令，包括将各地市舶司撤掉，颁布法律，规定片帆不许入海，民间不许贩卖舶来品，也不许将圈定范围内物品贩运出境。违者，最高将处绞刑。

朱元璋为什么要逆历史大势，实行海禁呢？这就涉及统治者的自私了。

明初海疆不靖，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亡海上。这些海上反明势力，被定性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既然剿杀不尽，朱元璋想到的办法就是禁止人民通海，一来与反动势力隔绝，二来是想从经济上切断反动势力的补给。

总之，为了大明政权的稳定，海洋经济以及沿海人民的生计，都可以牺牲，而且必须牺牲。

如果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终其一朝而止的话，那中国也就失去三四十年，不至于失去数百年。

但是，他是朱元璋，是开国太祖，他的话和政策被尊为“祖训”，变成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后世子孙都必须严格恪守。

这就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祸害两个朝代，影响极坏。

三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在他之后，海运由盛转衰，海运与海禁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博弈，中国逐步由对外开放走向了闭关锁国。

这中间的历史颇多曲折反复，海禁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但统治阶层的观念禁锢却越来越严重了。

明成祖朱棣时期开始，郑和七下西洋，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我们一直以此自豪，说中国人的远航，比哥伦布、麦哲伦早了一个世纪呢。

但是，两者具有可比性吗？郑和的远航，是去海外宣扬盛世王朝的德威，要四夷遣使来朝，称臣纳贡。这是服务于明朝的朝贡体系，政治性远大于经济性。

这个理念跟近代的殖民主义迥然不同，不仅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反而是去做赔本买卖。

说白了，郑和下西洋就是撒钱去的，撒完了，换些奇珍异宝、异域风物跟皇帝交差完事。

可惜了中国那时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的世界领先性。这得益于宋、元的传承。但在郑和之后，中国在海洋世界的荣光慢慢褪去，再回看历史，大家才惊觉，这竟是一次无可复制的回光返照。

到了明宪宗时，皇帝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站出来阻止。他先把郑和当年出使西洋的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准备销毁，然后劝谏说，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刘大夏说出了郑和下西洋的本质——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但他没有进一步想怎么去重新设计这个传统项目的效益，而是直接叫停了。

明朝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进入了一个彻底守成的阶段。私人的海外贸易，这条路早被朱元璋堵死了；如今官方的朝贡体系，也坐等四夷来朝，而且经常任性，要么对朝贡口岸时开时停，要么对某国实施经济制裁，敕令“尔等别来了”。

此时的明朝还是世界第一大国，然而，这样一个保守的老大哥，在近代化的前夕将会把整个东方世界带向何方？是带往大海星辰的征途呢，还是带进沟里？

嘉靖一朝（1522—1566），中国的海禁进入史上最严时期。嘉靖帝的政策，居然比“祖训”还要严得多，简直是比朱元璋还要朱元璋。

肇因其实很无厘头。嘉靖二年（1523），日本一下子来了两个使团，都想跟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明朝政府根本没有人了解日本国内情况，不知道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说来俩，来四也很正常。大明官员摆出一副“我们只承认一个日本”的姿态，导致两个使团为争正统，在中国家门口打起来了。

这场使团仇杀，最后殃及宁波、余姚等沿途官民，被政府扣上“倭寇侵扰”的帽子。

大明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搬出“祖训”是最高指示那一套说服皇帝。嘉靖帝一怒，都别搞了。于是连市舶、朝贡口岸都关闭了，省得生事。

官军出动，在海上巡逻，缉捕出洋走私者。以走私起家的海商们，和靠权力寻租获利的官绅们，这下都坐不住了。

他们暗中联合起来，武装反抗缉私官军。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战争，开启了。而在史书上，反抗者都被贴上“倭寇”的标签。事实上，大家都是大明的子民。

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势力最强，与巡抚浙闽的朱纨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二人均被俘。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这不啻于在浙江、福建的沿海豪势富贵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炸开了。

两地的豪门大族开始反击，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

求情无效，被俘者96人均处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出动，弹劾朱纨。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成了待罪之徒。

朱纨无限感慨：“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衣冠之盗，指的是那些主张开放海禁的朝野士大夫。

朱纨陷于绝望之中，自知民愤极大，“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喝下毒药自杀。

这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表面看来势均力敌，各伤五百。但在十年后，继承许栋崛起的大海商汪直被诱捕后，胡宗宪明知海禁才是制造所谓“倭寇”的原因，但他为了自保，却不敢说出来。

可见，支持海禁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基本都是中国人假扮的。

四

物极必反。1567年，隆庆帝继位。一名福建官员斗胆上疏请开海禁，居然获准。

此后，私人海外贸易仍受到各种限制，例如出海要有“由引”（即凭证），船数和贩卖物品都有限制，而且不准前往日本。不过，私人出海贸易毕竟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这在整个明代应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在明朝历史上，“隆庆改元”颇有几分改革开放的意思。这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朱元璋建国以来两百年，明朝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到此时难以支撑下去。用史学家杨念群的话说，明朝的经济肌体循环中，逐渐出现了“白银中毒”的症状。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白银都是最硬的通货。白银需求量剧增，而中国本土出产白银甚少，无奈只能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据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10000吨，世界上发现的白银，最终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

晚明的经济狂飙，与海禁松弛关系巨大。但这不能归功于政府的作为，恰恰是政府的无能为力，才开创了一个经济的新时代。

一个弱势的、失控的集权政府，造就了经济繁盛的局面，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那么，朱元璋的“祖训”是不是在这时就被抛弃了呢？并没有。中晚明以后的皇帝，没有一个有魄力去更易整套意识形态，相反，“祖训”时不时以各种形式复活。

在政策制定这种形而下的层面，“祖训”被暂时搁置不议。但在思想意识层面，“祖训”永远是核心，是灵魂。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绘制了《舆地山海全图》，朝廷官员看到了：中国竟然不在图的中央，尼玛，这是邪说惑众啊！

利玛窦情商很高，重新绘制了一幅《坤舆全图》，献给万历帝。这次，中国被他放在了世界中央。

但背地里，他却在书中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正是“祖训”中潜藏的这种中心主义、唯我独尊的“自信”，慢慢害了中国。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惊诧地发现，“倭寇”凭两三只船就能随处登岸，攻击城镇，肆意烧杀，就是利用了中国人怕海的心理。海路运输既迅捷又节省，中国人却极度害怕海盗打劫破财，宁可循规蹈矩，龟守在内地风平浪静的河道中运输货物。

他的观察还是相当犀利的。哪怕在名义上开放海禁的时代，他仍能洞穿中国人对于海洋的内心恐惧。这又不能不说是“祖训”两百年规训出来的“成果”了。

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提出，南粮北运想学习元代走海运，不走漕运。朝廷舆论，整个炸了。关于海运与漕运之争，官员们进行了漫长而又无意义的争吵。

唯一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改变。元代那种拥抱大海的心胸，从来就未被明代的官僚精英感受到，即便有一两个人感受到了，也会被集体的唾沫淹死。

▲隆庆年间，官员重启海运的计划落空，运河漕运仍是唯一出路。

五

回望历史，晚明畸形的经济繁荣，更像是无根之木。它的夭亡，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分岔口，两个至关重要的年代很快到来，而我们一个也没有把握住。

这就是17世纪40年代和18世纪50年代。

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西方社会进入资产阶级世界革命阶段。而中国在这个时候，完成了新一轮朝代更替，明亡清兴。

清朝一入关，推翻了老朱家的江山，却把老朱的衣钵继承了。为了封锁海上反清复明势力，清初几乎没有犹豫就照抄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

一百年后，18世纪50年代，英国开始爆发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几乎与此同时，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下令关闭了沿海3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通商。

本来，康熙在战胜郑氏海商集团之后，在上谕中说：“先因海寇，故未开放海禁。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更何所待”四个字，把康熙迫切要求海外贸易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见康熙还是稍微有世界视野的皇帝，清初之所以照抄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但到了他的孙子，就是真孙子了。

大概在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马朝柱在深山里安营扎寨，名为“天堂寨”，同时宣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

纵观当时的史料档案，对此事进行复盘，马朝柱基本是后来的洪秀全初始版。他的信徒很快就抓获，根据地也被捣毁，但马朝柱失踪了。

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神化马朝柱的基础，也成了乾隆的一块心病。他一听到“天堂”“西洋”这种词汇就头大。

当时，西欧各国不断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亚洲许多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没有证据表明乾隆是否真的相信马朝柱的鬼话，认为洋人会参与到反清复明的谋逆之中。

但此事的长尾效应恰是，乾隆宣布中国对世界关上了大门。

只是这一次，再也不是天朝不陪你们玩了，而是天朝被世界彻底抛离了近代化轨道。

很奇怪，满人入关，一直有怕被当作蛮夷的自卑心理，文化自信严重不足，所以处处模仿汉制，不惜全盘走朱元璋道路。但是，到了洋人面前，汉化的满族统治者就表现出了他们极端的傲慢与偏见，真是把老朱家的自大学到骨子里了。

有这么好学的精神，转过来学习西欧的开放性与海洋性，1840年的遭遇战在谁家门口打还不一定呢！

或者说，如果满清承续的是宋代，而不是明代，那么，他们的皇帝是否就能学到宋代对海洋的开放心态，像元代一样，而不会受到朱元璋思想的“毒害”呢？

可是，历史啊，永远无法重置，只能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