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这三个字总是惹怒中国人

最爱历史文化 2018-11-15 14:59:38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一所大学请柏杨去做演讲，柏杨说好，演讲题目就叫《丑陋的中国人》。负责沟通的人反馈回来说，不行，题目得改。

后来，他拿这个题目去美国演讲。听众基本是华侨华人，听完，几乎没人鼓掌，大家黑着脸走了。

中国人的前面，一直被冠以“勤劳的”“勇敢的”“伟大的”等褒义词。突然被冠上“丑陋的”三个字，巨婴们哪里受得了？

于是，“丑陋的中国人”把丑陋的中国人，惹怒了。

回看这段往事，总感觉柏杨为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大有把自己豁出去的意思。

那么，他能不能换个说法，不用如此伤人的三个字呢？

100年来，这三个字总是惹怒中国人

▲师爷这个形象，也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

二

中国其实早就有揭露中国人丑陋的书。乾隆年间，有一本书揭露得挺狠的。

什么书？《笑林广记》。

人家多会取书名，硬是把一本国民劣根性的古代实录，做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畅销书。

这本书是个笑话集，编纂者叫“游戏主人”，从头到尾都很有娱乐精神。里面很多段子，揭露了中国人虚伪、欺诈、势利、吝啬、懒惰、贪婪、腐败、不懂装懂等毛病。（当然，这本书对国民劣根性的实录，是无意识保留下来的，而且书中夹杂赵本山式的对弱势人群的无情嘲弄，跟梁启超、鲁迅、柏杨等人有意识的批判截然不同。）

举几个例子。

有个苏州人特别善于奉承，常对主人表态，“就是让我替你去死，都甘愿”。一天，主人病得厉害，医生看过后说，必须用活人的脑髓配药，方可救活。这时主人想起那个苏州人来，那人听后哎呀一声，说：“我们苏州人向来都是没有脑子的。”

有个迷路者，遇上一个人，便向他问路。那人不开口，而是比划着，表示要给钱方肯指路，迷路者看明白他的手势，就给了他钱。那个“哑巴”立即开口指明去路。迷路者十分惊诧：“你怎么会说话了？”那人回答他：“当今世界，有了钱便会说话。”

某贪官开庭，对两个打官司的人审讯。原告事前送他五十两银子，希望给予关照，被告知道后加倍贿赂，送他一百两银子。升堂时贪官不问是非曲直，一上来就叫差役棒打原告。原告急忙伸出五个手指说：“老爷，小的是有理的呀！”贪官一看，也伸出五个手指，然后将手往上翻起，大声说道：“奴才你虽有理，但他比你更有理！”

这样的段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后来成了相声、小品等通俗文艺创作的材料，因此现代人也耳熟能详。

很多人可能要问，这明明是笑话，怎么就成了国民劣根性实录？

可见，游戏主人这个编纂者厉害呀，把中国人骂得一塌糊涂，大家看完没像找柏杨一样找他算账，还哈哈大笑。

究其原因，主要是指代性问题。游戏主人讲这些劣根性，都代之以具体某个人的事，顶多就是地域黑，黑某个小地方的人，绝不会全体性指称“中国人”“大清人”怎样怎样。

中国人是这样的，反正不是说我，我看热闹最好。

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掀起的国民性批判却恰好相反，指称一定是全体中国人，艺术化的处理也一定是杂糅了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中国人形象，让读者、观众看完有照镜子的不适感。

所以才会招骂。

中国人很少有自省的能力。同样的毛病，你通过嘲笑张三李四，可以逗笑我，但你嘲笑到我头上了，老子就跟你翻脸。这个本事，倒是根深蒂固。

100年来，这三个字总是惹怒中国人

▲梁启超。

三

从清末开始，有一批人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最早批得最有水平的，是梁启超（1873—1929）。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从日本学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自我批判国民性的那套话语。这期间，他一直在思考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以及维新变法夭折的原因。

找来找去，发现问题出在国民性上。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清廷及文武百官不惜卑躬屈膝，卖国求安，而广大民众对时局的严峻则麻木冷漠，隔岸观火。如此情势，不亡反倒没天理了。

梁启超感叹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矣。”

也就是说，不改造国民性，光引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制度，通通没用。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品格中存在许多缺陷，但林林总总，最根本的一点是奴隶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奴隶性具体有哪些表现？

梁启超做过形象的描述：

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

这就是失去自我意识和群体观念的奴才。

一个社会有一帮奴才，腐朽之气已经四处可闻。但梁启超更“残忍”地指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普遍存在奴隶性，这是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而且小官吏对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

更可怕的是，奴性越强的人，混得越好，地位越高。

久而久之，奴性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处世哲学，通往成功的必修之路。人们不仅自居奴隶，见到不做奴隶的人，还要对其进行群嘲与打压。

到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应该没有奴性了吧？梁启超说，有。他们对内奴役国民，而在洋人面前就成了奴隶和傀儡。

梁启超坚定地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因为国家视民众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众也就自视为奴隶。奴隶不管主人的事，所以就不关心国家大事。

因此，他犀利的文笔，并非刻薄地指向国民，而是抨击制度。用他的话来说：

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

他的最终目的，是唤醒国民认清专制的本质，让每个人脱离这种阴影，成长为具有自由、自尊、权利、义务、国家、尚武等思想的新国民。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说。

100年来，这三个字总是惹怒中国人

▲鲁迅。

四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和新民、新国家设计很到位，但终归只是震醒了一些读书人，如此而已。

直到大清亡了，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奴性不改。

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和启蒙，成为二十世纪两大时代主题。

民国时期，鲁迅（1881—1936）接替梁启超，成为国民性批判中最伟大的旗手。

鲁迅写过一个小说，叫《风波》。小说中，赵七爷是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出色的人物，体面，有身份。辛亥革命后，他辫子没剪，只是盘在头顶。

小人物七斤有次喝醉酒的时候，骂过赵七爷是“贱胎”。赵七爷记恨在心，“他是要等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既不失礼法人情，既不被周围人认为自己有失宽宏大度之心，又要达到个人报复的目的。这样，他默默地忍耐了两年，让怨恨之情在内心发着酵，让报复之心在压抑中储着力，因而使之变得阴狠异常，一旦得逞，便会无所不用其极。”

就这样，赵七爷等到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因为七斤没了辫子，皇帝坐了龙庭了，势必有杀身之祸。

结果，赵七爷嘚瑟了没几天，张勋就败了。他不仅仇没报成，而且只能默默地再把辫子盘到头顶上。

鲁迅用白描的手法，把赵七爷为代表士绅的奴性、摇摆、虚伪，以及欺负、恫吓弱者的形象，写得入木三分。

当然，对于底层民众，鲁迅也没轻饶。

他不无愤慨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后来又说，“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对于知识分子，鲁迅批得更凶。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至此，他把全体中国人都得罪光了，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像梁启超一样批判国民劣根性中的奴性，但更侧重于奴性驯养后中国人形成的卑怯心理。

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经典的表述：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示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鲁迅进一步揭示出，这种只向弱者动刀的国民性，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等级森严的制度。他说：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已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一句话，来总结国民劣根性最为贴切。那就是：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与梁启超改造国民性的乐观相比，鲁迅明显要悲观得多。

当他听说《呐喊》被人当作课本，拿去给小孩和青年进行启蒙时，他感到大为恼火，不仅“见了《呐喊》便讨厌”，并且认为它“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一个以启蒙为职志的文学家，居然多次说出这样悲观的话来，可见他对国人了解得越深刻，内心就越悲凉。

天底下最难的是改造一个人的人性，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性！

100年来，这三个字总是惹怒中国人

▲柏杨。

五

当代批判国民性的人中，最出名的要数柏杨（1920—2008）。柏杨的经历比较崎岖，曾因为一幅漫画，在台湾坐了近十年牢。到1980年代，他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主题，在各地（主要是美国）演讲。

一石激起千层浪。1985年，这些演讲以及他的相关杂文结集出版后，迅速在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畅销。评价则呈现明显的两边倒，有人誉他为“当代鲁迅”，有人说他“不是中国人”。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柏杨的批判之所以让人更不适，更有刺痛感，是因为：梁启超、鲁迅等人批判的都是过去的中国人，时间缓解了代入感，许多人读完就跟读《笑林广记》一样；而柏杨的批判也会引入历史，但矛头所向皆是现在的中国人，于是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陷入灵魂的拷问。

鲁迅曾把国民劣根性养成的社会土壤称为“黑色染缸”，柏杨发展了这一概念，称这种文化为“酱缸文化”，把受这种“酱缸文化”毒害的人称为“酱缸蛆”。他分析说：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

鲁迅说“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很多人觉得这是夸奖之辞，柏杨比较少采取反讽，一上来就是狠狠地扇耳光。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

中国人就像酱缸里的蛆，喜欢在浑浊恶臭的环境里相互搅来斗去。

鲁迅时常揭露中国人爱向弱者动刀，柏杨则时常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无分强弱，耍阴斗狠，乐在其中。

他爱拿中日做对比，说：

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

所以他在演讲中感慨：“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同样是中日对比，他还说过：

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跟国民性批判的前辈们一样，柏杨的出发点，也是想探究近代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衰弱，一直受外人歧视、欺压和侵略，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