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死了一个老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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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当17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日后，他将如何剧烈地改写一部现当代的中国史。

当时，他还没有创立那个日后影响百年中国史的政党，这位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的少年，3岁时父亲就去世，后来被过继给叔父陈昔凡。与别的孩子不同，每次调皮挨打，无论如何痛，他从来都不会哭一声和求饶，反而是打人的祖父总是气喘吁吁地说：

“这小子将来肯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将来不是虫，就变成龙。”

▲陈独秀。

今天，是陈独秀诞生139周年（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在世人的眼中，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离经叛道者，“终身的反对派”，国民党视他为洪水猛兽。他的伙伴们，也曾在很长时间，评价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和汉奸。他两边都不讨好，只有他那位同样性情耿直、得罪人无数的学生傅斯年才会耿介地说，陈独秀是：

“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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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划过天空的彗星，他是早熟和孤独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几个省份的人先后影响了中国历史：晚清史上，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和安徽人李鸿章先后崛起；然后，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开始登场；五四运动时期，安徽人陈独秀、胡适活跃了起来；此后，浙江人蒋介石一度纵横中国；再往后，又是湖南人毛泽东的横空出世。

陈独秀考中秀才那一年，正是戊戌变法（1898）的前两年，这位少年秀才对科举功名意兴阑珊。第二年（1897），他考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为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后来又因为参与反清宣传活动，被清政府通缉，无奈逃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他是个怪才，除了一个秀才的功名，他此后并无太多的学历，但却协助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和自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等革命报纸，辛亥革命前他被清政府通缉，辛亥革命后因为参与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又被捕入狱。

从袁世凯的监狱出来，这位爱折腾的老秀才，又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后来影响中国百年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是现代中国的一声惊雷，这也让当时刚刚当上北京大学校长、立志改革北大的蔡元培震惊不已，他立马从北京南下上海，竭力想将陈独秀延揽进入北大任教。

▲蔡元培与陈独秀。

蔡元培是清朝的进士出身，曾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这位出身不凡的老进士慧眼识珠，很喜欢陈独秀这位毫不起眼的小秀才，那时候，陈独秀下榻在上海的中西旅馆，蔡元培经常去找陈独秀，蔡元培去的很早，陈独秀经常还没睡醒，蔡元培就常常搬一把小凳子在门口等他睡到自然醒。

为了应付当时民国教育部那些“重资历，轻能力”的技术官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甚至帮陈独秀虚构了一个“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虚假学历和履历，目的只是为了让陈独秀能顺利当上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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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常说，从五四运动开始，年轻人开始改变中国，但追究根源，首先源自于陈独秀这位老秀才和老愤青的贡献。

在北大，人人都知道陈独秀很有才，当然，人人也都知道，他还很喜欢嫖妓。

在北京，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系主任）的陈独秀，很喜欢逛当时京城著名的买春街“八大胡同”，甚至他还曾经因为和妓女闹矛盾，抓伤过妓女的下体。

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一位健将胡适，陈独秀曾经拍着桌子跟胡适说：“你要认我是个朋友，你今天就跟你的老婆离婚，这么丑的老婆，这么小脚的老婆，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你居然能够容忍，证明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马上跟她离婚。”

▲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跟陈独秀一样，年轻的时候也都喜欢嫖娼，但跟一生娶过四个老婆的陈独秀不同，胡适一生却对“包办婚姻”的小脚老婆江冬秀爱护有加，一生只认一个老婆，这让当时作为“新青年”代表的陈独秀非常不满，认为胡适还是不够OPEN和解放。

因为新文化运动和嫖娼这些共同爱好，陈独秀和胡适这对安徽老乡走到了一起，但也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爱老婆这些事情，陈独秀和胡适产生了很大分歧。

不要小看“爱老婆”这么个话题，“新潮”的陈独秀和“守旧”的胡适，却即将代表此后主导中国的两股思潮，他们在此后不同的人生选择，揭示了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巨大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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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独秀与李大钊号称“南陈北李”，在北京，陈独秀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看不起胡适这些“守旧”文人，向往剧烈的新思潮，这也让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烈火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1919年4月，爱嫖娼也爱新思想的陈独秀被迫从北大辞职，但这位40岁的老愤青，却在1919年6月11日，跑到了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像个革命学生一样，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人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幸再次被逮捕入狱，坐了三个月的牢。

▲李大钊与陈独秀号称“南陈北李”。

1920年2月，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陈独秀装扮成财主模样，跟着装扮成账房先生的李大钊一起，乘着一辆带篷骡车从北京直奔天津，干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业运动。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缺席的陈独秀，以自己的崇高威望，被选举成为首任中央局书记。

在参与中国这场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之时，陈独秀也陷入了感情的困惑。

陈独秀的原配，是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陈独秀跟原配育有三子一女，但却始终跟她合不来；1909年末，陈独秀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姨子，跟高晓岚同父异母、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

▲高君曼（1888-1931）。

对于这位天生丽质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姨子，陈独秀很是倾慕，而高君曼也喜欢上了文学青年姐夫陈独秀。1910年，3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高君曼私奔到了杭州和上海，开始公开同居，两人此后育有二子一女。

高君曼是个好女子。陈独秀最为艰难之时，她不仅帮助陈独秀出版《新青年》杂志，而且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为他充当联络员，甚至一度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入狱。但到了1925年，胃病发作的陈独秀偶然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看病，又看上了另外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

很快，陈独秀开始带着施之英到杭州和扬州等地度起了“蜜月”，作为当时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辞而别、“离奇失踪”的陈独秀也让党内人士焦急万分，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公开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正在潇洒度蜜月的陈独秀看到了，才发来电报说他“生病”了，最近休养了一段时间，刚有点好转，准备回来干活了。（电报原文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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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这第三段感情，因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最终戛然而止。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只是个意气颇高的书生，却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政治史。以书生卷入政治，终其一生也玩不好的他，是矛盾和困惑的。

党成立后，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感到非常迷茫。当时，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党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党要继续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逻辑，让党内人士感觉到困惑不堪。向来敢做敢言的陈独秀，公开在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和前后不一：

“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

最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陈独秀被停职。随后，在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的风潮下，女医生施之英离开了陈独秀，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被捕牺牲，他的女儿陈玉莹想为两位兄弟收尸，却被国民党拒绝。1928年，家破人亡的陈玉莹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在了上海。

1929年，张学良为了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指挥东北军强行收回了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随后，苏联军队出动击败东北军，并趁机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国内部分人士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向来直性子的陈独秀提出异议，并指出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最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此时的陈独秀惶惶如丧家之犬，这位本来意气勃发的书生，一方面成为党的弃儿，一方面又被国民党追捕，无奈下只好隐姓埋名，寄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的石库门房子里，1927年，也就是在这里，陈独秀遇见了比自己小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陈独秀与潘兰珍。

虎落平阳的陈独秀分外凄凉，潘兰珍则对这位隐姓埋名、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在同病相怜的彼此怜爱中，在上海的贫民窟里，1930年，51岁的陈独秀和22岁的潘兰珍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这，也是风流的陈独秀，人生中的最后一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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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被国民党巨额悬赏通缉多年的陈独秀最终被捕，这也是他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入狱。一直到此时，潘兰珍才知道，她爱恋的这位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当时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而在另一边，陈独秀则被训斥为资产阶级走狗，《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对于当时处于极度分裂的国共两党而言，对于陈独秀的讨伐，是当时国共两党难得的共识。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解送途中道路泥泞颠簸，但陈独秀却总是睡得很香，这让彭述之非常羡慕，对此当时已经53岁的陈独秀说：

“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被押送到南京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跑到监狱，请陈独秀题字，对此陈独秀也毫不客气，直接就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大字。

▲1937年初，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对于这位远在东方的知名人士，当时，就连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曾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宽大处理，对此蒋介石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判陈独秀，名动一时的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他辩护，对于法庭质控陈独秀危害国家的说法，陈独秀义气凛然地说：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当时，章士钊全力辩护，试图为陈独秀辩驳减刑，但陈独秀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以贬低共产主义来为自己减刑，对此旁听的人士纷纷惊叹说：真是“革命家”。

当时的报纸报道说，面对审判，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经常惹得法庭上哄堂大笑，而陈独秀的《辩护状》则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甚至将其选为法学系教材。

最终，1933年，55岁的老愤青陈独秀被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经上诉，减刑为8年。随后陈独秀被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这也就是俗称的老虎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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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的监狱里，由于何应钦、宋美龄等政要先后到访，监狱长对陈独秀也不敢怠慢。他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堪称舒爽。

在自己的牢房里，陈独秀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的最后一个妻子潘兰珍对陈独秀不离不弃，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房、打零工照顾他。尽管身陷囹圄，这位奇人向来不屑风俗。他甚至与前来探望的潘兰珍在牢房中公开做.爱，这让看守的狱卒很是不满，没想到陈独秀却将狱卒臭骂一通说：

“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在狱中，陈独秀开始反思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苏联的体制，此前，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对于社.会.主.义的走向，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许多年后，历史将证明，他在牢狱中的思考，是何等深刻。

国共二次合作后，1937年底，陈独秀最终被提前释放出狱，当时，国民党让周佛海出面，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另外，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但陈独秀通通拒绝。陈独秀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对于陈独秀的去向，延安方面则传来消息，表示只要陈独秀写个“认错书”，“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就可回归到延安，但生性高傲的陈独秀直接回答说：

“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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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方面抛来的橄榄枝，他通通不予理睬，最终被冷落，成了抗战的大时代中，一位边缘化的小人物。

此前在1932年被捕前，陈独秀化名发文猛烈抨击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1932年被捕后，国民党的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名请他题字，陈独秀则慨然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的横幅。

1935年他在狱中时，国画大师刘海粟前往探望并请他题字，陈独秀则馈赠一幅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他是狂傲的，却也是倔强的，不屈的。

由于出狱后始终拒绝各方面的招抚，陈独秀生活日益潦倒。此后，他跟随抗战军民从南京迁到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前，陈独秀又远迁大后方重庆，并最终寄居到友人邓仲纯在重庆江津的住处。

为了维持生活，已经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开始种田，并向农人们学习如何种豆，这位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长时，月薪一度高达300大洋的老先生，此时已经穷得需要为三餐果腹而发愁了。

传记文学家郑学稼曾经回忆说，陈独秀到达重庆江津后，他有一次前往探访：“他（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

还有一次，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往探望陈独秀，这才发现陈独秀竟然因为胃病无钱看病而在床上打滚，看到陈独秀家中仅剩的几颗干瘪土豆，朱蕴山忍不住潸然泪下说：

“可怜呵可怜，仲甫（陈独秀的字）竟然没有东西吃！”

尽管陈独秀穷困潦倒，但周边的盗贼们看到经常有达官贵人前来拜访，却怀疑陈独秀应该有点钱财，1940年，一伙盗贼偷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一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还顺走了陈独秀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这也让61岁的陈独秀痛心疾首，他对妻子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为了谋生和养活妻女，陈独秀在江津整理了自己写作的文字学研究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当时，该书原计划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由国民政府预支2万元法币的稿酬给予陈独秀，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更为现代化和通俗化的名称《中国文字说明》，没想到陈独秀却认为“小学”乃音韵学、文字学综合之古称，始终坚持不肯更改书名。

当时，妻子潘汉珍跟陈独秀说，家里实在无米下锅了，为何就不能迁就下改下书名，然后用稿费改善下家里的生活呢，没想到一生倔强的陈独秀宁肯饿死，也坚决不同意更改书名，并转而将稿费存到一个中介人手中，坚决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就在艰苦穷病之中，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最终在重庆江津去世，当时，举国上下正忙着抗战对外，对于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去世，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后来有人评论说：

“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就在去世前，外号“火山”的陈独秀曾经总结自己说：“（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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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玩不转政治的书生，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力。

就在1937年底出狱后，在写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陈独秀去世后，起初草葬于重庆江津，1947年，他的三儿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的遗骸运送回到了安徽安庆老家落葬，由于担心国民党追查，陈松年没有为父亲立碑，这也让陈独秀的坟墓幸运躲过了文革的冲击。

▲1943年：改迁前的陈独秀坟墓。

陈独秀一生共和妻子们生育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1个养女。陈独秀去世前，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已被国民党所杀，大女儿陈玉莹为两个兄弟收尸不成，最终精神失常病死。小女儿陈子美，则在1949年后被打成牛鬼蛇神，最终，陈子美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身上绑着五个酱油桶，在海上漂流十个小时逃到了香港，并辗转到达美国。1991年，陈子美由于无钱缴纳房租而被美国的房东起诉到法院，最终得到了“中华海外联谊会”资助解困。

陈独秀的四儿子陈鹤年，在1949年将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了北京，他自己则留在了香港工作。文革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婿被红卫兵折磨致死；二女儿陈祯荣在“文革”中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女儿年幼无知，在“文革”中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陈鹤年的小儿子陈祯祺，则于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直到1981年才离开。

后来，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在接受采访时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很少人会再记得这位落寞的老秀才和北大教授了，他毕竟只是一个玩不转政治的书生。人生多少事，或许正如与他一般失意的明代书生杨慎所写的《临江仙》一样：

滚滾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