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陨落:非常权力与非常风险

非常权力意味着非常风险,强大的外表下往往是脆弱的本质。

托克维尔在亲历数场残酷的大革命后,断言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就在于路易十四以来法国中央集权的成功。他感叹,国王把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力全部归于自身,虽然大权独揽但也承担了一切的风险。

过去,农民粮食歉收只会归咎于当地的贵族,而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赖到国家头上。国家管理一切、国家控制一切,国家承担一切,你掌握了一切权力同时也承担了一切的责任,你控制着国民的一言一行却也承担了国民的全部怒火。

对于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府来说,没有比过度集权更诱惑却又更危险的事了,他每一个决策都像是在钢丝上跳舞,一着不慎就可能引发惊涛骇浪。当路易十六因加税问题而失误时,他发现君主专制之下,再无任何贵族、任何中间组织可以替他承担风险,他只能独自吞下这份苦果,因自己的无能而孤独的走上断头台。

一、国王大权独揽,国王承担一切

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往往声势浩大,甚至推翻一个王朝,而欧洲则要小的多,原因就在于欧洲是分权的封建制,而中国是集权的郡县制。

封建制下,权力掌握在地方,地方贵族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当地的所有问题归咎不到国王身上而只能埋怨当地贵族玩忽职守,因此欧洲的农民起义往往只针对地方贵族,而不针对远在天边的国王,国王虽然没有大权,但也脱离了全国性起义的风险。
相比之下,中国皇帝大权独揽,地方由他任命的官员统治,最终的责任人都是他,任何一个地方官的失职都会让百姓联想到皇帝的昏庸,至高无上的皇帝,实际上也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任何地方性起义都可能演化为威胁皇权的改朝换代。在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中国也不具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自秦朝以后,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标配。

18世纪的法国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路易十四把原本属于地方贵族的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以后地方不再由贵族所统治,而由自己任命的督办治理,曾经的贵族们被软禁在巴黎,他们要么到国王的军队中任职,要么留在凡尔赛宫取悦国王,法国诞生了一批没有社会功能但却空有特权的享乐阶层,曾经庞大的统治中间层瞬间坍塌。
在以前,贵族一直是国王和农民联结的纽带,而如今这个纽带被打掉了,直接变成了国王和人民,人民被高度原子化,以前曾经属于村庄和地方的权力,如今都是由政府的公务员予以操办。国王在剥夺贵族权力的同时也将所有的责任承担在了自己身上,使得原本地方的经济性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任何一次地方的反抗都会对中央的王权构成挑战。
托克维尔说18世纪的法国人既依赖政府又埋怨政府,法国人有问题找国家,有怨恨找国家,面包管国家要,就业要国家保障,似乎天气不好也可以归咎于国王,法国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

二、巴黎人不再虔信天主教,国王只能依靠绩效统治

国王大权独揽,国王承担一切,但这一风险未在路易十四时期爆发,原因在于当时法国人还虔信天主教,对于国王有着盲目的崇拜,国王即使做错事,普通人出于信仰也不敢归罪于国王,但是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启蒙运动以及美国革命的发生,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横扫巴黎,巴黎人开始质疑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不再相信君权神授,而开始信奉人民主权,国王的统治顿时丧失了神圣色彩,路易十六尴尬的发现,他只能通过经济绩效来维持统治,这也是为什么路易十六极为重视民意,极为注重改善民生的原因,在丧失宗教合法性后,路易十六只能靠取悦巴黎人而获得合法性。

但是依靠绩效进行统治怎么可能稳定?国家的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国王的道德也不可能没有瑕疵,只要有一次失误,加上合适的契机,都会演变为全国性的骚乱,国王的一丁点失误都可能造成王权陨落的风险。路易十六没有逃过这个魔咒,他因为加税问题触怒了民众和贵族,最终路易十六走上了断头台,但依靠绩效难以持久的魔咒依然没有终结。

之后的国王们,都深受其害。

路易菲利普被称为街垒国王,在天主教完全丧失合法性后,他作为法国国王,对人民百依百顺,但最终仍难逃厄运。拿破仑三世为了成就非常权力,竭力在巴黎人面前呈现出自己强大的一面,为此不惜进行巨大的军事冒险,最终,他被普鲁士击败,为俾斯麦的功名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沙皇为了让俄国进入现代化,进行斯托雷平改革,废除了自治原始的村社制度,最终却因一战的失败而彻底覆灭,还有伊朗巴列维国王,为了伊朗的现代化鞠躬尽瘁,力求通过经济奇迹来让伊朗人民信服王权,最终他在伊朗宗教势力、传统商人和中产阶级的联合下土崩瓦解。

国王的集权让一个国家迅速现代化,但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正如亨廷顿断言的现代化之子必将埋葬君主制之父,国王为了现代化呕心沥血,但他自己却成为了现代化的牺牲品。

三、非常权力与非常风险

西方选举制度的优势是什么?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富国强兵,而是推卸责任,他通过选举将政体与政府相剥离,合法性与政府相绑定而不与政体所绑定,人们只会把问题归咎于政府无能而不会质疑选举体制,既然不满意,把政府选下即可,能如此方便的更迭政府、发泄怒火,何必采用革命这一暴力的方式。

有了这一发泄的渠道,西方民主国家虽然社会运动频繁,小乱不断,但却没有足以颠覆政体和统治阶层的大乱,因为矛盾已经在无数次的游行、选举、斗争中消耗殆尽,而且政府本来就是人民选出的,政府政绩糟糕只能选民有眼无珠,最终的责任人还是选民,选举将权力和责任都推给了民众,从而完美解决了合法性危机。

种族问题爆发无数次,可美国人还是只能想到警察暴力、种族歧视,而不质疑美国政体、统治阶层和贫富差距,美国体制的忽悠能力世间罕有。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社会矛盾之多,如果换在威权国家早就崩溃了,但美国因其地方分权和选举,将矛盾控制在极低的层面,美国爆发了如此多的暴乱,却没有一次触及美国的体制和宪法,美国体制化解风险的能力,堪称世界之最。

西方民选国家最大的优势,从来就是化解风险。

相比之下,威权国家虽然具有非常权力,但也承担了非常风险,他剔除了一切中间组织,使得社会运动爆发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一旦爆发,就是颠覆性的大革命,这种没有组织,全是民众自发的运动才是最大的风险。中间组织或许会挑战政府但他也约束了民众。

非常权力与非常风险,从来都是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