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后恐怕洪水滔天,他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

米拉波身为贵族,却在法国大革命中站在了第三等级一方,他放荡不羁,生活糜烂,却在大革命中成为议会的中坚力量。他以自由平等发起革命,但他也是第一个看出法国人并不渴求这些,而只是厌恶了他们的主子。他虽然反对君主大权独揽,但同样反对废除君主,他力求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让革命能以大致和平的方式进行。当他因过度劳累而倒下后,他希望拉法耶特、丹东等人能合作无间,避免革命走向失控。他,始终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但他依然没能阻止之后的洪水滔天。

放荡不羁的青年与革命的勇士

米拉波本是贵族出身,家境显赫,他的父亲米拉波侯爵家境殷实,而且深受人民爱戴,而他,则是一个浪荡公子,整天游手好闲,和各路美女勾搭在一起。年轻时,由于他的生活太过糜烂,父亲便把他送进军队,希望军队的严格训练能让他明白纪律的重要性,但不想米拉波本性难移,到了军队后依然吃喝嫖赌,甚至意图逃跑做逃兵。因为他的劣迹太多,米拉波被关进了雷岛监狱,吃了几年牢饭。出狱后,米拉波参加了科西嘉岛叛乱的镇压行动,由于表现出色,被提拔为上尉。

我死后恐怕洪水滔天,他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

之后,他回到巴黎,父亲想让他根马里亚尼侯爵之女艾米丽结婚,对方家境显赫,可以为家族带来雄厚的财富,结果米拉波不仅不去结婚,反而四处挥霍,无奈之下,米拉波侯爵只能将米拉波关进监狱。但出狱后,米拉波依然本性不开,跑到荷兰勾引莫里哀伯爵的老婆,并依靠写批判法国体制的文章为生。之后,父亲又把他关了起来,但是出狱后米拉波变本加厉,继续延续奢靡的作风,一边打官司,一边花天酒地。

在大革命发生前,米拉波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边缘人,虽然他是一个贵族,但因为劣迹斑斑而声名狼藉,丑闻缠身,成为当时社会的笑话。但是米拉波的卓越才能在大革命中很快显现了出来。

我死后恐怕洪水滔天,他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

(米拉波非常好色)

当时,三级会议召开,米拉波本是贵族,理应是第二等级,但由于遭到其他贵族嫌弃,加上他自己在民众中颇有威望,因此便成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在三级会议中,当三个等级因为税收和特权问题争吵不休而无法达成一致时,米拉波和巴伊一道,支持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议会,代表们宣誓立法权属于议会,并绝对忠诚于议会,绝不背叛。

当国王的大司仪官严令国民议会成员离开时,米拉波大声驳斥司仪官:“先生们,诸位听到了,是谁下了这个屈辱的命令,是受我们委托的人,他本应代表我们的利益,却给我们强迫性的法律。诸位,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指责,代表着2500万国民的希望与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请求大家,保持我们的尊严,信守我们的誓约,除非宪法制定完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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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

米拉波的挺身而出赢得了议会成员一阵阵的掌声,大司仪官难堪的退却了,米拉波因为他的英勇,他的口才成为议会的中坚人物,是议会中最有权威的人之一。

米拉波反对君主专制,但更反对废除君主

米拉波支持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因为他看穿了旧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当时法国的财政濒临破产,第三等级对于前两个等级的经济特权已经深恶痛绝,要想维护贵族教士的权力已绝无可能。而且大革命前夕,卢梭的思想早已遍布巴黎,人们普遍相信人民主权的合理性,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教士贵族拥有特权并免于纳税是不道德的。

我死后恐怕洪水滔天,他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或许民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就连最为保守的梅特涅也不得不承认,洪水终将漫过堤坝,因为让洪水躁动不安的不是堤坝,而是他们躁动的内心。在这种局势上,维护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已绝无可能。

米拉波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顺应形势反对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希望国王之下人人平等。但米拉波同样反对废除君主,他渴望的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立法权归议会,而国王则保留行政权,以此形成权力的制衡,他认为一个不受限制的议会是危险的,国王必须拥有否决权。国王拥有权力可以安抚贵族和教士,而议会拥有立法权,则可以让有产者满意。只有实行立宪,才能让三个等级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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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成这种平衡,米拉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他重用国王的财政大臣内克尔,并授予他财政独裁权,内克尔在民众中颇有威望,而且又受到国王的信任,任用他双方都满意,而且当时法国的财政亏空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内克尔发放了1亿1千万公债依然难以满足要求,因此不得不向每位公民征收占其收入四分之一的特别税。米拉波深知不解决财政问题,法国将永无宁日,而重用双方都能接受的内克尔是最理想的方案。当时议会上的激进派曾质疑米拉波,但米拉波大喊:“喀提林已到达罗马,你们还在辩论!如果把时间用在辩论上,大家都得完蛋。”米拉波用辩才说服了议会支持他。

而在国王被巴黎妇女带回巴黎后,有很多激进派担心国王出逃,贵族教士反扑,因此主张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深知如果颁布这条法律,则三个等级再无和解的可能。免除贵族、教士的经济特权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剥夺他们的合法财产。

终其一生,米拉波都在防止革命划向最危险的境地。

米拉波死后,革命开始走向失控

1791年3月2日,革命还不到两年,米拉波因操劳过度逝世,他临死前对于革命的现状非常担心,米拉波敏锐的看出,法国人民实际上并不渴望自由与平等,他们只是厌弃了他们的主子。如果任由这种局面下去,那么激进派将逐渐掌握主流,宫廷贵族的自私和民众的疯狂将彻底把革命引向毁灭。而立宪派除他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拥有他这种见识和威望的人。他临死前恳求拉法耶特和丹东能够合作维持秩序,但他们争吵不休,让米拉波看到的只有绝望的前景。

我死后恐怕洪水滔天,他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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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波死后,果然局势愈加失控,保王党不愿意和立宪派妥协,反而支持佩蒂翁为首的吉伦特派,而这一派和更激进的山岳党一样,主张废除国王。立宪派的巴伊和拉法耶特等人,虽然拥有理智,却缺乏维持秩序的雄心和坚决,他们遵照设计荒谬的任期制(任何人只能当一次议员,不能连选连任,美国如今都不是这样),乖乖放弃了权力,不愿意使用武力镇压激进派和保王党,最终整个法国都陷入最保守的保王党和最激进的山岳党、吉伦特派的水火不容中。

米拉波开启了这场革命,并努力使他在正轨中前进,但他的祖国还是陷入了血雨腥风。多年的专制与仇恨已经让三个等级水火不容,彼此都不愿意互相妥协,而互不妥协的结果就是一起覆灭。之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酷,证明了这一点。

我死后恐怕洪水滔天,他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

(米拉波的死和立宪派的失败为罗伯斯比尔这样的暴君登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