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那个恐怖分子 —— 杨德昌导演作品《恐怖分子》

当看到《恐怖分子》的片名时，我们会下意识地想起什么？

911事件？

2011年被美军击毙的本·拉登？

然后我们会猜测。

猜测这个“恐怖分子”到底指的是谁？这部影片到底讲了什么故事？

别猜了，你猜不到的。

奇怪的开场

影片开头就是一段对“蒙太奇”的颠覆。天已破晓，光线穿透模糊的街，女文青还在读书，她的男朋友说“都七点了，天都快亮了耶”。镜头转向男人的很多照相机，那女人终于睡了。紧接着的是枪声和倒在地上看似死去了的男子。镜头又切换至另一个家庭场景，一对夫妻正在说话。

这组镜头的组接使人无所适从，我的大脑一时之间并不能将其进行符合逻辑的连接。这对夫妻的家在横尸现场附近么？中间出现了一个女人打扫阳台的镜头，是什么用意？难道她是凶手？所有人竟然都对枪声无动于衷？这些人是真的吗？镜头的快速切换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杨德昌导演对此驾轻就熟。

“正常”的后续

后续的发展好似“正常”起来了。一个混血女孩在警察的包围下从凶案现场逃了出来，开头的那个摄影师正好拍到了她的照片，影片中的一个很震撼的镜头就由此而来。摄影师也因此和女朋友分手，不久后他租下了这个案发的房间。

这对夫妻中的妻子是个女作家，生性奔放，而丈夫李立群（剧中角色名为李立中，饰演者为李立群）是个沉闷的男人，夫妻间的关系岌岌可危。这时，女作家接到了一个混血女孩打来的恶作剧电话。自此，整个故事脉络发生了转折，真实与虚构开始了明确的交织。

女作家由电话得到灵感，她度过瓶颈期，创作了一部优秀的作品 —— 《婚姻实录》，故事中的丈夫因电话而心生嫌隙，虽不明所以，但却一直疑神疑鬼，最后不堪压力而杀害妻子，继而自杀。而现实中的丈夫李立群也正饱受事业爱情友情的三重煎熬。

李立群要开始杀人了！

摄影师告诉了李立群恶作剧的事情，但也没能让他挽回婚姻，他也没得到想要的职位。李立群的生活全盘崩溃，也没能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一个解答。在一阵夸张的狂射中，他杀了上司、杀了妻子的情人。花瓶摇摇欲坠，他朝镜子开了一枪，而后自杀了，杀人只存在于他的幻想当中。

混血女孩的恶作剧可以看作是全片故事的关键支点，而女作家的想象力和对故事无止境地推演，则是使情节向前的最大推动力。

恶作剧看似是李立群悲剧的开端，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它却不是和作家妻子婚姻破裂的真实原因，可惜他却不知道这一点（也可能是他知道而不愿承认）。就像他妻子和情人说的，与其说他相信自己，不如说是他并不在意这场婚姻。

失败的婚姻却对他造成了确实的严重打击，即使他之前连妻子在写什么都不知道。

对此我猜想，这也许是由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台北人在重大压力与对人际关系、民族、文化、体制等各种形式的恐慌下，产生了对婚姻纽带的病态重视。这一点从他即使被当作旷工也不愿让同事知道婚姻出了问题，也可窥出一些。

全片中有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比如混血女孩、比如给李立群提供手枪的警察，故事由此显得不真实，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扑朔迷离。观众不禁会怀疑，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么？还是女作家持续性虚构的产物？

真正的恐怖分子

在我看来，导演的目的是制造一种失衡感和异化感，来借此表达一种恐怖的意味。在这部影片中，恐怖分子可以是混血女孩，可以是李立群，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在映射虚构本身。

杨德昌导演作为一位少见的电影诗人，他的作品向来都具有浓厚的时代意义。

台湾，准确来说是台北这座城市，是他影片中场景的集中之地。从《1905年的冬天》《指望》到《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再到后来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独立时代》，不安感充斥再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落，人物命运的悬空感展现了当时所有台北人的状态。

杨导很喜欢用一些意向来表达这种恐慌，例如高层外玻璃旁悬挂的清洁工。类似于这种，都被影评家们戏称为“杨德昌式幻觉”。

杨德昌导演眼里的台北是什么样的？一个沉浸在冰冷现实中、存在于逃避者荒谬幻想间的悬空世界。经济问题、归属感的缺失、优胜劣汰 —— 是一代台北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杨德昌导演用这部电影给所有人上了一课，“恐怖分子”不一定非要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