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托暑期档清宫剧的福,“乾隆与华盛顿”的命题议论文在简体中文网络颇火了一阵。前年被英国拍卖行售出的乾隆御用火枪,也被翻炒出来。

乾隆帝《获鹿》诗:“每因有暇即其麌,岂碍无虞试已寻。一御火枪馥焉仆,即颁藩部簇而歆”。在英国媒体关于拍卖的报道中多次提及。此诗英文版的白话转译被当成御制诗正典,被马未都等“专家”引用:“何物令朕心欢畅,第一要数大火枪;瞄准小鹿扣扳机,猎物倒地收获忙”。

在“乾隆与华盛顿”的命题作文中,不乏有人复读中学时背的鲁迅语录:“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当然,事实永远比中学课本要复杂:西方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的历程并不特别晚于中国,中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的努力也从未间断过,但仍然无法避免之后激发国耻想象的火器代差。

不管中学课本怎么说,其实西方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起始点,几乎与中国同步。蒙元与南宋之间的战争、穆斯林帝国与法兰克人的十字军之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先后显著地使用了火药燃烧剂与火药推力的兵器。十字军的铳炮与蒙元的大炮形制类同。英国军人在法国作战时,也和宋军一样,使用了火药推动的箭矢喷射器与燃烧性火药。

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1326年英国典籍中的“铁瓶箭炮”图,是西方存世最早的火器图绘

火器技术进步,取决于中西制度差异

但从蒙元帝国开始,中国与世界其余地域的枪炮发展路径开始分叉。中国火器的技术进步曲线明显平缓于欧洲、西亚甚至日本。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比这些地方落后——或者先进——太多,至于是落后抑或先进,端看观察者的角度。

如果观察者视“中央集权”为人类政体进步的表征,那么古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领先西欧一个千年、领先西亚与中东七个世纪、领先日本至少三四个百年,早早地在极权单一制政体的领域夺冠。如果观察者视“自由丰富”为人类政体先进的表征,那么古中国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就落后西欧。

不论视角如何,效果是一样的。在同样广袤的土地上,古欧洲的人民拥有至少两位数的政治实体与君长,但古中国只有一个帝朝。城堡与骑士制度的兴衰、不同形式的政体与邦国之间的竞合、财产权与自由贸易的兴起,刺激了欧洲的“军事革命”,火器技术的进步也包括在内。而这些要素的缺失,让古中国的火器技术走向了另一条发展路径。

比如在14世纪初,全世界的军队里,火炮发射一次的成本都略等于单个普通步兵一月的薪饷。但对于西欧的君主来说,革新火炮与火枪虽然远比雇佣大批步兵昂贵,但远比征召大批骑士便宜。而古中国的军队在11世纪就已经进化到流氓再就业项目与贫民福利院,革新火炮与火枪的技术成本对于朝廷而言就是毫不必要的,因为做肉垫的社会不稳定分子永不缺乏。

再比如,规模化生产其实先于工业革命就在西欧开花结果。意大利的铸钟工坊、瑞士的金匠工坊、低地国家的风力舂磨坊、英法的织染工坊,使用的技术与机械,稍加改动就能用于铸炮、制枪、造火药。军火的标准化生产、质量品管、成本控制,对于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的君王们是现成果实,对大明的皇上与大人们就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15世纪的舂磨火药图绘。百年后的大明军队,火药还得铳手自制

又比如,14-16世纪中,法王首创的巨型臼炮改变了攻城战的面貌。在臼炮配装前,坚岩与原始混凝土构筑的欧洲城堡难建亦难攻,攻陷一处的平均时间基本是一年。在臼炮配装后,西欧的堡垒建筑以一年近百处的速度易主。由巨炮的刺激,全欧洲的技师们开发出星堡、棱堡、快速筑城等技术。而大明的夯土城墙与大宋、大元的夯土城墙没有技术上的根本区别,自然没有必要开发新型攻城火炮。

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1340年西欧典型的围城战画面,攻城方的主械仍是弓弩

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1476年西欧典型的城镇攻防画面,主械已是铳炮

戚继光只爱山寨洋枪,鄙视国产火铳

16世纪后期,中国与西方的火器代差已经拉开一到两个世纪以上。大明嘉靖年间的国产铳炮并不比大元泰定年间的先进。但詹姆斯一世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制式火器,与英法百年战争的枪炮相比可谓天翻地覆。

近古中国的军人最直接感受到了两个世界的兵器差距。大明正德-嘉靖年间,官军最欢迎的火器是佛朗机、噜密铳、鸟铳。前两样光看名字就知道来自于西欧与土耳其,而鸟铳的原产地是日本。且从鸟铳的中国化历程可以看出,除非洋人手把手输入技术,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连山寨西欧军火都做不好。

近古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接触西欧的火绳枪技术与样品。1544年,日本种子岛居民接触到葡萄牙商船上的火绳枪,“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种子岛成为日本首处大规模仿制火绳枪的产地。1545年,日本江州藩的国友锻造坊革新仿葡制火绳枪,发明了枪尾的闭锁螺栓,提高成品的杀伤力。

1548年,嘉靖皇上的官军与葡萄牙武装人员发生军事冲突,俘获了葡制火绳枪的成品与射手,同样开始仿造。官方宣传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更为精绝”,但实际报告是仿制品“不敢连发五、七铳,恐内热起火,且虑其破”,有严重的炸膛率。明朝官方因此放弃山寨西欧火绳枪,改为山寨日本火绳枪。

实际使用者的口碑是一切设备的最真实写照。在火器方面,大明最成功的前线将领,将本国自行研发的铳炮骂得狗屎不如,盛赞洋货和山寨洋货是救命的靠谱装备。1550年代的戚继光被大中华主义者捧成“神将”,而他的著作从不给国产原创火器留半点面子:“巧立名色,逞意浪造,皆不如式”。

当时北中国官军中常用的国产“快枪”,戚继光的评价是:“成造本拙,工尤粗恶,身短体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无定制,不堪击敌。而铅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且柄短赘重,将欲兼持战器,则不能两负,将只持此器,则近身无可恃者。”简而言之,是设计愚蠢、生产质量低劣。

“快枪”的升级版“夹把枪”,戚继光的评价是:“即快枪也,但多一铁把,以备急时充铁棍之用耳。缘所制之人,洞晓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无一毫认真之心,不过卷成铁筒而已,腹内未曾用钢钻钻光,以致铅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铳身单卷成器,时有炸损,人手不敢托架于前。”简而言之,也是生产质量敷衍低劣,炸膛率奇高,使用者连托枪瞄准都不敢。

关于大明官军的官方配发子弹,戚继光也是满肚子苦水:“官给铅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铳口小,则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铳腹大,火药先铅子而泄,则铅子无力”,“(枪)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铅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临时有装不入口者,有只在(枪)口上者,有(枪)口大子小临放时流出者”。子弹没有制式标规,粗制滥造,与火枪的口径压根不配合,射击时洋相百出。

而说起日本鸟铳、佛朗机大炮这些山寨洋货时,戚继光就好评连连:“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此器最利”,“天下通有利器”。

火器发展前扬后抑的大清朝

戚继光有过将本国军火完全山寨欧化的设想,这一设想从军事效能革新上只能说是真知灼见。将近一世纪后的明末崇祯,徐光启在推销全由葡制大炮装备的青岛驻军方案时,可以说是接续了戚继光的愿望。

但当时朝廷的主事者很敏锐地将这个设想掐死:“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 供一己逍遥之儿戏”。翻译成白话,就是大明朝廷直到灭亡前一直清醒地晓得:欧化军队的成本,不是明朝的政体与经济机制扛得住的。

虽然青岛驻军全盘欧化的设想破灭了,但这一工程的前期效果仍然存在。登莱总兵辖区中有最多的葡萄牙火炮技工与炮兵培训人员,也有当时远东最整备的火炮部队。这些人对大明的忠诚度并不高于一般雇佣兵,如果大明朝廷不愿承担供养他们的成本,那么跳槽到满洲王朝就是必然抉择。

崇祯四年秋,也就是1631年,登莱明军大批哗变。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领变军及家眷,携带大批火炮火器投奔满洲。这些人就是大清汉军旗的初始骨干、“乌真超哈”重炮兵的核心,直接改变了当时东北亚的军力对比。

明朝灭亡前一年,辽东巡抚的报告承认:“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也”。有前线经验的人也记载:“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矣。我虽先得是铳,奈素未多备。”清军重火器的实力已经达到十倍于敌,不论有无流贼进京、镇将倒戈,全胜入关都只是时间问题。

清初政府对于接受外洋事物其实并没有太多成见,毕竟对于开创时的满洲皇室而言,西洋天主教士的思想与技术并不比汉人儒生的更加见外。所以顺康时的天主教士,在推进中国军火技术上出力甚大。康熙一朝铸炮985门,其中南怀仁监督主制的有566门。

但雍正帝接班后,开始敌视与西洋人、耶稣教有关的一切事物。因为在接班前的夺嫡危机中,雍正帝的政敌们将西洋教士当作朝廷中可以团结的势力大加拉拢,自然在雍正帝的心目中,洋人就是勾结国内异己分子的境外敌对势力。再加上雍正登位后的“苏努教案”中,皇帝发现即使用死刑威胁,都无法迫使改信耶稣的近支宗室背弃信仰。中国皇帝对于威武不屈的信仰与宗教信徒,一直都无比仇视,认为这是对帝位的叛卖:居然有臣民胆敢认为宇宙中有不是皇上的最高权威。

从雍正朝开始,近古中国的火器制造又开始走下坡路了。雍正指示军人要不忘初心,“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火器在装备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为什么古中国的枪炮比不上洋枪?

1759年(乾隆年间)清军与回部交战的图绘。值得注意的是,清军骑兵无操火器者,而骑兵装备手枪、短枪在康熙年间已经是西欧的通例

雍正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嘉庆六年、道光四年,首都及各地的军方火药库多次发生火药弃毁、盗卖、轰烧死伤事件。

乾隆年间,从浙江到西域,各地驻军纷纷爆出克扣配发子弹、中饱制备资金的丑闻,士兵每年需领四十两铅子,但实得只有十二两。军事操演时,“止放空枪,仍开销弹丸”。

嘉庆四年,政府改造160门旧炮,结果发现改造后的新炮射程反而不如旧炮。道光十五年,广东铸炮59尊,试演时炸膛10尊,废品率达到六分之一。再过四五年,第一次清英战争就将爆发,引发从鲁迅至今无穷文人的火器与现代化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