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不稳定的阶层：农民工与中产边缘层

沉思的托克维尔探索 2020-07-03 18:25:3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8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而到了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已经高达60.6%，其中户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4.38%，在未来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还将突破70%, 我国正从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变为市民为主的国家。
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诞生了两个新的阶层，一个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农民工，他们多为乡村的青壮力量，为了寻求工作机会来到城市，他们是农村最有奋斗精神的一批人，16-45岁的占比达到91.8%，其中30岁以下人口占50%，如今，他们的数量已多达2.9亿人。

一个是号称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统计标准各不相同，一般是指非体力劳动的中等收入群体，即白领，如果取社会学家李强的测算方法（比较折中），则中国中产阶层总数已多达4亿人，农民工加上中产阶层，数量总和为6.9亿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一半，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但因为我国发展的太过迅速，使得这两个阶层产生，但其地位和权益并不稳固，而所谓社会压舱石的中产阶层，大部分也是不稳定中产边缘层，他们的命运完全寄托于总体经济形势的好坏。这两个群体的动向，关乎我们未来的发展。

一、农民工的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群体，他们是户籍制度的特殊产物，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为了生计常年在城市打工，直到过年才会回到家乡，每年浩浩荡荡的春运即是农民工现象的体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虽然为城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享受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使得农民工群体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成为无所适从的群体。这种无所适从衍生出了很多问题。

一是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父母无法在打工城市迅速安家，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教育，因此往往把孩子留在家乡，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留守儿童往往由祖父母带大，这样的教育容易导致不良后果。2017年，我国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分别为1897.45万人和1550.56万人，虽然政府积极予以解决，但目前仍然存在。
二是农民工与本地人的矛盾。农民工为城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但是城市市民不愿意外来人口抢占他们的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如今，北京上海的老龄化严重，北京为24.5%，上海为33.2%，一线城市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一方面需要，一方面又把对方当做一次性用品，这种矛盾在未来会急剧加速。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如果说老一辈农民工还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那么新一代农民工对此则十分淡薄，根据清华大学的调查，80后农民工愿意回乡务农的比例仅为7.3%，90后则更是低至3.8%，新一代的农民工早已树立起市民认同，但如果户籍制度成为他们成为市民的障碍，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将演化为巨大的愤怒。近期，政府取消了300万以下人口的落户限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之后应逐步扩大到一二线。让市场对人口进行调节。
希望不久的将来，农民工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二、中产阶层的分层

社会学家李强在2012年将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的称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比例占中国人口约1/3，到2019年，这一标准可以调整为5万-15万元。由于中国各区域差距过大，这一数字在小城市看来不低，但在一线城市看来较低，如果我们做一个折中，可以把社会学意义上算为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划入中产。

中产阶层的构成是复杂的，有着不同的分层，不同的生活水平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我尝试着对其进行划分。将中产阶层分为中产高层、中层和边缘层。中产高层如果按照社会学定义，是中国的高收入人群，他们从旧秩序中获利较多，因此政治态度偏保守，不希望爆发大的动荡，其诉求主要是保证产权和扩大参与，对旧制度进行小修小补。中产中层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态度处在摇摆之中，他们的观念很分化，而且并不坚定。

中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还是中产边缘层，边缘层占比高达50%以上，整个群体比较年轻，中产边缘层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经济形势的好坏以及偶然的个人选择都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其中的幸运者可以晋升到中产中层，而其中的失败者则堕入底层。这种不安全感使得他们处于忧虑之中。

中产边缘层中最典型的群体就是大学生，随着大学扩招，我国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全国的大学录取比例已经高达22%，他们是潜在的白领群体，是潜在的中产阶层，但是上了大学不代表会成为中产阶层。因为我国的大学专业实际上和市场是存在脱节的，呈现明显的供给需求不同步。很多大学为了省成本多开设要求低的文科专业，导致985/211以下学校的文科人才严重过剩，他们的就业是一个大问题。

文科如此，理科也是如此，如今市场上最需要应用型技术人才，即技校培养的高级技工，但是中国人的传统使得技校不受欢迎，都愿意接受所谓的通识教育。而市场无法消化如此多接受通识教育的人才。大学生接受了现代化教育，对于自身的期望较高，但是又面临供需错配导致的就业难（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对口的），这导致这一群体很容易陷入焦虑。

中产高层

通过在市场的磨练，成功的大学生会进入中产中层，而失败的则进入底层或长期待在边缘层，学生今后的境遇取决了他们的政治态度。这种分化决定了经济形势对中产边缘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经济向好，则边缘层会暂时稳定，如果经济下行，则其会偏向激进。

疫情过后，我国的经济面临压力，国家已经针对大学生就业作出了诸多举措，包括高校扩招、鼓励参军和大学生就业指导等，这对于我们将是巨大的挑战。
三、高房价扩大了中产边缘层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高房价，中国是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库存多，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名列前茅，按照房价收入比计算，全球前十位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中国占据了一半，2016年北京房价收入比高达47.4，超过了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炸裂前夕东京的20.3,1997年香港房地产泡沫炸裂前夕的40。至于中国一二线的高房价是否合理，是否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前国家智库成员任泽平在《房地产周期》中早已明确说明，在此不便多说。

如此高的房价收入比使得即使是中产中层，甚至是高层，如果不是本地人，也可能成为房奴，这直接拉低了整个中产阶层的幸福感。在美国、日本，一个医生、高级知识分子即使在大城市买房也是绰绰有余，但是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却还不如拆迁获利的农民。正如李强所说，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决定就造就了两个阶层，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多套房阶层和一套房阶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一个偶然的决定让后来者即使是最高级的技术人才，也无法弥补这个差距，这对于我国的财富分配，制造业发展和高新技术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房住不炒已成为最重要的承诺。